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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经典散文 自序
 
散文和诗歌和小说不同,小说和诗歌都相当稳定的形式规范,一望而知,而散文则不然。我国从先秦到晚清并不存在纯文学性散文文体。只有“文”的观念,诗言志,文载道,文是与诗相对的。文又可分为古文和骈文。骈文具有一定的文学性,而古文则比较复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中的“古文”的内涵,一是拒绝骈文,二是相对于词赋类。有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显然包含了文学性和非文学性两个方面。
台湾郑明娳教授认为:“在中国散文虽然不居于文学的地位而生长,但在西方,散文却没有自己的地位。” 郑教授引董崇选《西洋散文的面貌》说:“在西洋文学里,最初的三大文类是戏剧、史诗与抒情诗。可是后来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渐渐增多,该三大古老的文类便不能涵盖众多不同的作品。为了顾及实际,现代三大文类便改戏剧、诗歌与小说。但是戏剧、诗歌与小说也不能概括所有文学作品。比方说,有些文学成份很高的传记、自传、性格誌、回忆录、日记、书信、对话录、格言录与艾写(essay)等,既不是戏剧,也不是诗歌,也不是小说。而既然这些文类的作品,通常都是用(最广义或较广义的)散文写成的,所以就有很多人把这些文类的作品合起来,笼统地称为prose(散文)。有些文学史或者文学导论的书,便是把文学分成诗歌、戏剧、小说与散文四大部分来讨论”[1]董先生这种说法很精辟,但并不完全,西方最初的文学并不是只有戏剧、史诗和抒情诗这样的韵文,而且还有非韵文的对话体散文,如柏拉图的经典之作《苏格拉底之死》、《理想国》。在古罗马还有一种更为流行的形式,就是演说,产生了西赛罗那样经典。但是,这一切并未归纳到散文文体中去,作为文体,似乎至今并没有得到西方学界的普遍认同。在英语国家的百科全书中,没有单独的散文条目,只有和prose有关的文体,例如: alliterative prose(押头韵的散文),prose poem(散文诗),nonfictional prose(非小说类/非虚构写实散文),heroic prose,(史诗散文),polyphonic prose(自由韵律散文)。[2]这说明,在西欧北美的散文(prose)并不是作为一种文体而存在,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表现方法。
关于对话和演讲在散文史上的地位,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中国。先秦诸子大量是对话体的,如《论语》和《孟子》,这属于传统文论中所谓“记言”性质。
被刘勰称为“诏、策、奏、章”之“源”的《尚书》,本最具实用性,很接近于当代政府文告,但是不少具“记言”属性。恰恰是这些“记言”的权威公文,强烈地表现出起草者、演讲者的情结和个性。《盘庚》篇记载商朝的第二十位君王,为了避免水患,抑制奢侈的恶习,规划从山东曲阜(奄)迁往河南安阳(殷),遭到了安土重迁的部属的反对。盘庚告喻臣民说:“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这是对部属的拉拢,用了当时谚语,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东西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接着说自己继承先王的传统,不敢“动用非罚”,这就是威胁。不敢动用,就是随时都可用。至于,你们听话,我也“不掩尔善”,不会对你们好处不在意。 “听予一人之作猷”。听我的决策,我负全部责任,邦国治得好,是你们的,治得不好,我一个人受罚(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话说得如此好听,表面上全是软话,但是这是硬话软说,让听者尽可能舒服。可到了最后,突然来了一个转折:你们大家听着:从今以后:
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
你们要安分守己,把嘴巴管住,否则,受到惩罚,可不要后悔。这样硬话软说,软话硬说,软硬兼施,把拉拢、劝导、利诱和威胁结合得如此水乳交融,其表达之含而不露,其用语之绵里藏针,其当时的神态活灵活现。这样的文章,虽然在韩愈时代读起来,就“佶屈聱牙”了,但是,只要充分还原出当时的语境,不难看出这篇演讲词,用的全是当时的口语。怀柔结合霸道,干净利落,实在是杰出的情理交融的散文。这样的政府公文中透露出来的个性化的情志,就是用古希腊罗马的散文(演讲)观念来衡量,都具有抒情审美的性质。
传统散文除了“记言”方面,其外还有 “记事”的一面。如以《左传》为代表的史传散文。固然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学说,把神圣化了的经典还原为历史有重大价值,但是,袁枚的“六经皆文”(“六经者亦圣人之文章耳” [3])似乎更警策。而钱钟书则无异于提出了“六经皆诗”的命题:(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4])这就是说,从文体功能来说是历史的记实,然而,从作者情志的表现来说,却无不具有审美价值。钱钟书先生以《左传》为例还指出“史蕴诗心、文心”,特别指出记事性质的历史散文其实隐含着作者的想象和情志,与小说戏剧相近之处不可忽略:
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人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5]
中国古代史家虽然标榜“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实录”精神,但是事实上,记言,并非亲历,且大多并无文献根据,其为“代言”“拟言”[6]者比比皆是。就是在这种“代言”“拟言”中,情志渗入到史笔中,造成历史性与文学性互渗,实用理性与审美情感交融是必然的。
中国传统的文,并不仅仅有对话、演说、史传,此外还有智性的,甚至是理性的。如《文心雕龙》提出的“说”“论”和“表”等等,皆为亚文体,各有其不同规范。“说”,虽然智性很强,但是,往往以“巧喻”为基础,可以片面一些,其动人不仅在于智性,而且也在情感性/审美性/文学性,不过具有小品性质, 而“论”则是比较严格的理性文章,为非文学性质,所论皆经国之大业,以全面(正面、反面)为上,具有“大品”性质,而“表”虽为政治应用文,奉呈皇帝的文书,但却可以抒情。凡此各种,为中国散文所特有,皆具特殊规律,忽略了其间间不容发的区别,就很难深入有效地解读。
大量先秦文章的审美性质还处在胚芽形态,这就是说,它并不纯粹,文学的审美超越性和文告的实用理性交融在一起。有时其实用理性还占着优势。所谓文史哲不分家是早期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散文从一开始就具有审美与实用交织的“杂种”性质。其中审美价值与实用理性是如此错综,连袁枚、钱钟书这样的大家都未能彻底洞察。袁枚所言“六经皆文”和钱钟书所言“六经皆诗”都有强调审美性质,抹煞实用理性的嫌疑,只有从当代审美与实用分家的高度,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才能分析出这种低级形态中审美的非纯粹性。但是,把握低级形态并不是学术最终的目的,以之阐明高级形态才是最高的目标。充分理解了低级形态的“杂种”基因,才能洞察中国散文史中二者犬牙交错的复杂性,也才能理解在数千年的中国散文史上,纯粹审美抒情散文为什么屈指可数。
中国散文从娘胎里带来的“文体不纯”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发轫期,曾经面临着某种可能的历史转机,早期《新青年》的随感录,与西方的随笔(essay)有某种接近,但是,西方的随笔以智性思绪为主,尚未从文化价值中分化、独立出来。这引起了周作人的犹豫,结果是他在1921的《美文》(belles letters)中选择了晚明小品的“性灵”,确立了“叙事与抒情”的纯文学方向。在当时反桐城派的载封建之道,张扬个性,有历史的功绩,但是,也造成了把散文局限于审美抒情的弊端。以致直到今日,连鲁迅的杂文算不算散文,还有争议,更有不少论者对“散文同时可能是——杂文、小品文、报告文学、特写、随笔、书评、文论、时事评论、回忆录、演讲辞、日记、游记、随感式文学评论等”感到愤怒,表示要把散文理论“推倒重来”。某教授甚至天真地提出要 “净化散文”文体。这完全是受了周作人狭隘散文观念的遮蔽,以为散文只能审美抒情。其实,真正科学的态度,不是把主观的意志强加于历史,而是遵循历史的丰富、复杂过程,从中找出总体的和个案的深邃奥秘来。对中国和西方散文历史不下苦功夫全面系统地学习、钻研,就要对散文进行大手术式的动作,实在不能不令人想到是唐·吉诃德式的鲁莽。
2014年12月4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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